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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之恶”及正义的成本

2017-2-17 15:33 人参与 条评论   作者:长江文艺 字号:T | T

  在李安的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比利便是一个标准的“正义的人质”。作者本·方登在小说中如此描写比利和B班幸存士兵的命运:“……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被利用。当然。受人摆布是他们最基本的要素,士兵的任务不就是给上级当卒子吗?穿上这个,照那样说,到那里去,朝他们开枪,最后,当然了,他们的终极任务就是送死。B班的每个人都是威逼利诱这门艺术的博士。”这便是一种再典型不过的人质化处境。这部作品的犀利之处,是它形塑了与前线反恐战场相对应的另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位于和平的祖国大后方,这个战场上的疯狂与残忍,是以英雄崇拜的名义出现的。所以,李安在取片名时将原著的“中场休息”改成了“中场战事”。对比利来说,这场只有礼花,没有硝烟的战事,比前方的战事更荒谬,也更难熬,因此最后,他和他的那班弟兄们,宁愿回到真正的战场,也不愿充当被人到处牵着走的演员,充当“站桩”的道具。影片提供给观众浸入式体验的对象,是裹挟、控制比利的一种情境性力量——如原著中所述,“他的美国同胞身上有一种残忍的东西、一股狂热、一种欣喜若狂、一种强烈的需求”。

  

  作品并未停留在反战的层面,它的矛头直指这场战事的“观众和啦啦队”,指向把比利等人送上战场的所有人。原著中最核心、最尖刻、最致命的是这一段:“这些面带微笑的一无所知的市民,他们才是对的。过去两个星期,因为在战争中学到的东西,比利自以为高人一等,比别人聪明。啊,他错了,这些愚蠢无知的傻瓜才是掌管一切的人,他们的祖国梦才是左右大局的力量。他的现实不过是给他们的现实做牛做马,他们的不知道比他的知道更加强大。”

  本卷中影片所涉的历史线索,是美国或以美国为主导的三场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反恐战争,其中前两场是冷战中的热战。三场战争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内在联系,它们给美国,给不同的阵营,给世界文明、全球政治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身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比两次世界大战更为谲诡、艰难的命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不但陷入了战争的迷雾,还陷入了正义的迷雾。也就是说,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无论是开战正义还是作战正义,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是极富争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现代启示录》中幽灵般的法国殖民者问道:“你们美国佬为什么不从我们身上吸取教训?”;《早安越南》中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军方电台主持人,在被解职后的告别留言中说:“还记得那些带你们去朝鲜的人吗?没错,是美国军方。即便在这里或者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或许也不该由军队来做”;身为越战老兵的奥利弗·斯通,在2006年戛纳电影节为他的《野战排》举行特别放映时,却不禁感到“令人羞愧”,因为“只过了10年、15年,人们对战争的看法又开始发生了变化”;德·帕尔玛在威尼斯电影节谈到为何要拍摄伊拉克战争题材影片《节选修订》时说,他感觉当年拍摄的《越战创伤》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反省与关注……

  其实岂止是美国。基辛格在其早年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的结尾,就曾不无悲观地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往往是健忘的。很少见到国家从过去吸取教训,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则更为罕见,因为历史经验教训如同个人经验一样,具有偶然性,只教训某些行为的后果,但不能强迫人们意识到类似的情况”。他由此指出了历史的挑战和悲剧之所在,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提取知识的机会,只能尝试一种解释、一次实验,因为他们是自己这一代人的实验对象”。这便是一种人质化的处境。

  

  针对一段历史,人们或者讳莫如深,或者在真相公开之后纷纷声称要吸取教训,但出于立场、视角、智慧或者策略等等方面的原因,他们总结的教训往往并不触及痛处和要害——从政治家到历史学家,从当事者到局外人,概莫能外。基辛格所总结的越战教训,也未能摆脱自身的局限。更有甚者,对于同一段历史,不同的人从中提炼出的教训可能完全相反。历史由此向我们进一步展现了它“黑暗的心”,那就是“进步”观念的摇摇欲坠。

  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中,引用托马斯·杰弗逊的话来形容美国当时面临的困局,这句话是:“有时不得不选择一个大恶,以防止一个更大罪恶的发生,这就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可悲法则。”美国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从“不得不”,滑向主观故意,使“善之恶”或曰“必要之恶”的雪球越滚越大,从而将这一可悲的人类社会法则,变为值得夸耀的美国法则。越战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86岁时同意接受了一次访谈,他总结了自己生命中的11个教训,其中第9条的内容是:“为了行善,你可能不得不作恶”,与杰弗逊所总结的法则如出一辙。本书三大战争题材的电影中便充斥着这样的法则,让好几代“实验对象”陷入了极大的分裂和迷狂。尽管“恶”的性质不同,但我们不得不说,极权之恶,或者说“恶之恶”,也采用了相同的逻辑和修辞,而且它对于“善”的愿景描述更为诱人——这正是正义所面临的险恶处境。也就是说,“善”既可能成为“恶”的正当理由,也可能成为一个方便的借口。“恶”因此成为“必要的代价”,被打入正义的成本——其中包括具体实施“必要之恶”以及造成“附带损害”的人力成本,而这些人,就是本书影片中的主人公。美国前总统卡特因此对美国“濒危的价值观”忧心忡忡:美国曾经是全球称赞的、杰出的人权卫士,如今却已成为国际组织担忧的头号人权破坏者之一——“我们的一些行为与那些我们过去所谴责的暴虐政权如出一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这三场战争集中反映了美国自身所面临的矛盾。如基辛格所言:“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国家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决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大外交》)基辛格对美国及其秩序观做了客观、精辟的总结:“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世界秩序》)

  

  这样的矛盾和分裂,不可避免地在“实验对象”身上爆发。本卷的影片中充满了这样的困惑和诘问——当有人告诉你“必须摧毁那个国家,才能拯救它”时,你会不会用打火机点燃村民的草屋,并且“杀死一切会动的东西”?当有人暗示你“得把犯人当狗一样看待”时,你会不会发明各种手段去虐囚,并且兴高采烈地将虐囚照上传到网络?当有人命令你“如果总统想要发动战争,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能够让他这样做的情报”时,你会不会接受这样的任务,并且守口如瓶?当有人说服你“我们得把他们的生命同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比较”时,你会不会对无辜平民(包括妇孺)开枪扫射或发射导弹,并且心安理得地认为“这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何为?人性何为?

  与美国自身的矛盾性相对应,世界对于美国的评价同样面临着极大的矛盾,它浓缩于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美国不存在,世界将会怎样?”(迪希内·德·索萨语)希拉里·克林顿在谈及“巧实力”战略时所说的话,可以作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美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解决所有紧迫问题,同样,离开了美国的力量,世界也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软实力”、“巧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认为,21世纪的权力正在发生两大转移——一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二是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因此他指出,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国人不应该再问谁是全球老大,也不应该总是考虑主导权,而应该开始了解,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权力手段构建巧实力战略,寻求与他国相关的而不仅仅是超越他国的权力。他在2015年的新著《美国世纪结束了吗》中写道:如果“美国世纪”始于1941年,那么到2041年时,美国是否仍然拥有占主导地位的权势资源,并在全球国家间的力量平衡中发挥关键作用?他的猜测是:“是”。

  

  笔者无意在“亲美”和“反美”两派中站队。即便要说“反”,也是反思的反。正如《谁在反对美国》一书的作者所言,反美主义和美国主义一样,都具有异质性和多维性。谁在反,反什么,为什么反,在什么时候反,如此这般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判断,任何将其简单化、情绪化的企图,都徒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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