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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隆中对》看中国战略文化传统

2016-12-22 11:04 人参与 条评论   作者:长江文艺 字号:T | T

  

   从《隆中对》看中国战略文化传统

  

   摘自《孙子》战略纵横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处于分裂时期,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都曾提出过许多英明的战略决策,如范睢的“远交近攻”,韩信的“汉中对”,西晋羊祜的“平吴之略”,隋臣杨素、贺若弼等的“平江南之策”等,都是古代战争史上成功的战略范例。而诸葛亮的《隆中对》与这些战略决策相比较,其时代价值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突显出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特色。

  

   诸葛亮在东汉末年中原州牧混战的时候,到荆州躲避战祸,居住在襄阳城西的隆中,躬耕垄亩。他在隆中十年,与中原地区躲避战祸到荆州的知识分子多有交往,扩大了他的政治视野和见解。他对当时中原、江东、荆州和益州的形势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形成了他的政治见解和经营天下的宏规伟略。正在此时,因徐庶的推荐,刘备三顾茅庐,登门请教。诸葛亮感念刘备三次拜访,态度谦诚,于是把天下的形势向他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为了便于思考,这里将其主要内容用白话叙述一下:

  

   自从董卓作乱以来,豪杰并起,割据一方,不可胜数。曹操同袁绍相比,本来名望低微,势力也弱,但他能击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是由于形势对他有利,而是由于他自己的势力所在。现在曹操已经拥兵百万,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切不可与他争锋。孙权割据江东,已历三代。江东地势险要,百姓归附,有人才为他效力,只能与他结盟,而不可去图谋他。荆州北面依托汉水、沔水,南面直达南海郡,东面连接吴郡、会稽郡,西面通往巴郡、蜀郡,是一个用武之地。而荆州牧刘表没有能力守住它,这是一个好机会,不知将军是否有略取的打算?再看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凭借此地,建立了帝王之业。但州牧刘璋平庸无能,张鲁又在北方威胁着他,他虽然拥有众多的百姓和丰富的资源,却不知道如何去治理,如何使百姓安居乐业。益州的才智之士都希望有一个贤明的君主去领导他们……

  

  



  

   通过上述形势分析之后,诸葛亮进一步向刘备提出完成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构想,说:

   将军你是汉室的后代,信义响誉四海,延揽英雄,思贤如渴。如果你能跨有荆、益二州,据险固守,西边与诸戎保持友好,南边安抚夷越,东边结好孙权,对内加强治理,以待时机。一旦条件成熟,东部任命一个得力将帅率领荆州部队沿宛城、洛阳之线北进中原,西部由你亲自率领益州的部队攻取秦川,那时,百姓都会箪食壶浆,夹道欢迎。如果这一战略构想能够得以贯彻实施,将军的统一大业定能成功,汉室也就可以复兴了。

  

   诸葛亮这寥寥数十句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和人事各方面的情况,纲领性地提出了统一全国的政略、战略、策略以及实施步骤和方法。其基本精神概括地说就是:首先夺取荆、益二州,作为根据地,安抚团结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对内修明政治、巩固政权、发展实力,对外与东吴结盟,共同抗衡曹操,待时机成熟,两路出兵,平定中原。这是一个积极而稳健的战略方针,所以被刘备欣然采纳,并邀请他出山相助。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正确选择。特别是夺取荆、益二州,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的实现,与战略预策几乎不差分毫。后期北进中原的计划虽然未能如愿,是因为有太多的变数不可预知,而不是整个战略构想的错误。作为制定战略决策的原则总是详于前而略于后。《隆中对》也完全体现了这一原则,对当前的形势、任务、方法分析得比较详尽具体,尔后的任务,只能是原则的规定,具体实施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随机而定。《隆中对》的价值在于使刘备的战略思考由迷茫到清晰,使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根本性转折。李白曾以“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的诗句来赞颂

   诸葛亮的丰功伟绩,而《隆中对》则是一切业绩的理论基础。它不仅指导着蜀汉政治集团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战略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坚持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

  

   自从董卓作乱以来,许多地方势力拥兵自重,不过是为了割据一方,以利于一己之私。而诸葛亮的战略起点就是统一国家,恢复汉室。封建社会的皇权是国家统一的标志,其核心是追求建立“大一统”的国家。以汉室之后刘备为旗帜,更多的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刘备自己也十分清楚,所以在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就明确交代,刘禅可立则立之,不可立则代之。《隆中对》把实现“大一统”作为奋斗的最终目标,说明诸葛亮对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

  

   “大一统”观念可以说与中华民族与生俱来。儒家经典在描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时,无不是抱以“大一统”的眼光,夏商周三代更迭是一个政治中心取代另一个政治中心,并在这一过程中造成更加完备的统一王国。春秋战国时列国争霸兼并,实际上是争夺最高权力,维护“大一统”。反映在思想界,以儒、法、道、墨为代表的各家虽然政治观点各不相同,而追求统一则是一致的目标。秦朝开基、汉朝承续的郡县制则更加强化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一统”,也叫做正统。古人还对正统标准下过定义,比如司马光就提出,正统的标准在于是否实现了中华帝国的统一,也就是说,一个王朝要获得正统地位,首先要统一中国,其他只能算作偏安政权。正基于此,历代有为之君都将“化天下为一家”视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即使出现分裂割据,也认为是暂时的和不正常的现象。比如汉朝灭亡后,汉朝曾经有过的统一局面和秩序仍久久为人们所怀念和向往,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成为人们坚定不移的信念。甚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者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也多以天下为怀,对于国家的统一也负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甚至女真人首领海陵王也有资格赋诗“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封疆”。《隆中对》中所坚持的理念,就是对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理念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历经数千载沧桑,而民族认同始终如一。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谋求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中华民族主流的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所系,也高于一切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这种发端于上古,绵延数千年的认同意识和统一观念,是中华民族的优势所在。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了许多世纪的民族分合聚散、战和更迭,迁徙融合,却始终不曾割断这个战略文化传统。而且后来越是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压迫,越是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至今它仍是维系中国各民族团结和统一的精神纽带,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凝聚力。

  

  


   二、 发挥了“以德怀之”的治边理念

   诸葛亮通过对汉末天下形势的分析,认为刘备要想建立起自己稳固的根据地,抗住曹操的进攻,处理好与西部、南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使诸戎和夷越地区成为自己稳固的后方极为重要。如何达到这一战略目标,在《隆中对》里诸葛亮强调要以信义、德化结好少数民族,保持睦邻友好关系,消除后顾之忧,才能在三角斗争中拥有主动权。这个思想不但有战略和策略的意义,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治边理念。在世界历史上,以武力征伐建立起来的超级大帝国不在少数,但大都是倏而生之倏而灭,先后土崩瓦解了。而以文化融合、德化感召为特色,滚雪球式的团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仍始终保持着它超强的亲合力。当然,中华民族在边疆经营上,德化融合的实现也并不完全排除军事因素,所谓“弱者德以怀之,强者力以制之”即为明证,尚且“德化”也是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前提的。但是就主流和倾向而论,“德化天下”的确是传统边疆经营的指导思想和主要特色。因为这一理念为边疆经营树立了高远的目标和理想,也对手段的选择有了适度的制约。这种务实的、理性的办法虽然不如武力征伐来得快,但它不仅可以降低现时成本而且具有更大的长远效益。以“德化”达成的民族团结才是真团结,比如汉、唐时期的民族关系不是以血统论胡人汉人,而是以文化论胡化汉化,汉唐的民族大融合就是这一边疆经营理念

   的最好见证。中国历代的边疆经营首先重视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以开疆拓土为目的鞭挞“四夷”的活动相对较少。当权者滥用武力、追求武功则被视为好大喜功。这就限制了单凭依靠武力或者强行汉化的做法,形成了爱好和平的传统。当然有时为了反击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的袭扰,中原统治者也会基于“王化天下”的使命,以“拯救斯民”、“解民倒悬”相号召,对其进行军事征伐和战略反击。但更多的情况则是,只要边疆民族和地方政权尊重中央的共主地位,认同中华文化,有“向化”的意愿,中央就对其听之任之,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统治方式,并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协调中央与边疆的

   关系。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提出并在后来实践了的安边政策,充分体现了“德”与“力”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辩证关系,后来又表述为“攻心为上”,即在一定实力的保障下,以“德化”、“怀柔”为主,本质就是提倡文明的认同、政治的感召、向心力的培植,这当中甚至包括必要的物质付出。诸葛亮的战略构想和实践,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事业中,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二、 弘扬了仁义之师必胜的理念

  

   诸葛亮认为弱者所从事的战争只要是正义的,就可以战胜强者。刘备虽然力量寡弱,但由于据有兴复汉室的正道,信义名闻四海,完全可以赢得百姓箪食壶浆的欢迎,最终能消灭邪伪,实现统一。刘备得诸葛亮,如鱼得水;诸葛亮投刘备,也是凤栖良木。诸葛亮与刘备君臣相知相得,首先在于政治上的契合。诸葛亮分析东汉末年的形势,认为消除战乱,恢复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关键是统一的政治基础是什么?谁可以作为统一的政治核心?从才能上看,曹、孙、刘不相上下;从实力看,曹操略占优势,但还不足以扫天下;从地理位置看,刘备虽暂时无从落脚,但预期有较大的战略发展空间。唯独刘备皇室血统的优势是其他势力不可企及的。在封建社会,正统观念是维护统治的社会基础,诸葛亮看到这个垄断性政治资源大有开发的余地。所以,他把选择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政治上,即以正统为旗帜、以统一为目标,所从事的事业是以仁义之师打一场吊民罚罪的正义之战。诸葛亮的必胜信念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

  

   从政治看战争,从政略看战略,从人心向背论战争的胜负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思想的精华之一。中华民族历来尊崇和奉行的理念是执天下之正道、秉人间之正气。道义原则是治世立人的最高原则,董仲舒所说的“王之大道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除了它的哲理内涵外,也可以通过这句话理解中国崇尚道义的战略文化理念,即强调道义的永恒性。中国古代道义的内涵很宽泛,但其核心是政治。道义的永恒性就是政治对军事的决定性和主导性。关于这一点,先秦兵书中就有许多精辟论述。如《孙子》认为判断战争胜负的首要条件是看“主孰有道”。《司马法》:“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商君书》:“凡战,必本于政胜。”《淮南子》:“兵之胜败,本在于政。”等等。在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从来就把为维护民族、国家正当权益、平暴除乱而进行的战争视为正义战争,正义战争就像甘霖时雨受到人们的企盼和欢迎,必然在人民的支持下赢得胜利。这也成为我们民族和国家稳固的战略文化观念。

  

   与此相对照的是西方一句名言——国家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这句话从表面理解,可以认为强调的是战略思维的灵活性,而中国的观念突显的是战略思维的稳定性,两者互相补充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思维模式。但是从这两种观念产生的渊源看,则反映的是两种不同战略文化之间的差异。中国从“正道”出发的战略文化观念,是一种政治化的思考,蕴涵着浓重的责任感;西方从现时需要出发的战略文化观念,是一种“市场化”的思考,不免散发着某种市侩气。前者讲长远、讲诚信,有较高的可信度,后者讲现时、讲利益,缺少可信性。这大概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始终保持团结统一的重要原因。

  

  


   三、 发展了“亲仁善邻为宝”的联盟理念

  

   诸葛亮恢复汉室、统一中国的政治抱负,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联孙抗曹的基点上。在三国鼎足之势尚未形成之时,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就把联孙抗曹作为基本国策提出来了,而且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也始终不渝,以致在刘、关等在贯彻这个原则出现偏差时,也是诸葛亮及时加以扭转,缓解了蜀国一度陷入孤立的被动局面。可以说,没有这个成熟的联盟战略就不会有蜀国存在的余地。

  

   诸葛亮的联盟战略理念同样是牢固地植根于中华民族战略文化传统的。在中国,联盟战略思想起源很早,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相当发达,《兵法史略学》称“春秋必联与国而后战”。当时既有丰富的实践,也有发达的理论。诸子百家多有论述,认识到“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战国策·赵策二》)。更把与诸侯结盟看作“国能否成其国”及决定其国际地位轻重的大事。一个国家结盟的成功与否,可以透射出这个国家安危存亡的征兆。“诸侯合则强,孤则弱”,“诸侯皆合,己独孤,国非其国也”(《管子·霸言》)。有的从地缘的角度揭示相邻国家“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的共同安全观念,把“亲仁善邻”视为“国之宝”(《左传·隐公六年》)。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归结起来,就是强调以邻为友、以邻为伴,把发展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结成友好互助同盟,看成是防御强敌、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诸葛亮深居隆中时,就自比政治家管仲和军事家乐毅,说明他对管仲等诸子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并结合时代有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真知灼见。那就是:首先,坚持多边斗争“合则强,孤则弱”的原则。刘备要想在曹、孙两强面前站得住脚,联一打一是上策,和一打一是中策,以一打二是下策。诸葛亮成功地利用了这个三角斗争的原理。其次,运用战略利益互动的关系。一切联盟都是因利而合,孙、刘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曹操,两家当前的任务都是自卫防御,又都没有独立抗曹的资本,共同的利益决定他们必须联合起来。其三,实行示弱务边,以退为进的策略。刘备是从争夺热点的中原被赶到南方的,根本不成气候,已不是曹操心目中的主要对手了。孙权联合他,也是把他作为一种辅助力量来看待的。刘备集团的被边缘化和矮化,在形象上是不利的,但在别人眼里他也构不成大的威胁,这也就为刘备集团的生存带来了机遇。诸葛亮看到这一点,提出放弃中原,向相对偏远的地方寻找发展空间,并指出这与当年汉高祖刘邦就国汉中韬光养晦,以退为进,先退后进的策略有同工之妙。刘备集团正是利用孙权不以刘备为意的心态,向荆、益发展,建立起自己稳固的战略根据地。

  

   在多边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处理好敌我友的关系是成败的关键。在全球交往日益扩大和深化的现代,各国的战略利益纵横交错,一场局部战争可能牵动世界,战争的联盟性越来越强,联盟战略在整个国家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诸葛亮的联盟战略理念和他的智慧,对于今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值得开发的宝贵资源。

  

  



 

  

   内容简介:

  

   本书是国内多位知名军事专家在《孙子》研究领域最新成果的学术专著。《孙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战略学著作。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从战略角度来研究和解读《孙子》的军事战略学著作,论述了在当前的网络安全新时代,面对多极世界格局中国推进“安国全军”的发展战略。

  

   该书主要分为三大编。其中的正名编,主要论述了国内知名专家对于《孙子》最新的研究成果,从学术上纠正了前代对于《孙子》的许多误解。应用编主要论述了在当前的网络安全新时代,《孙子》对于中华民族振兴、和平发展的重要价值,并介绍了毛泽东等伟人对于《孙子》的研究和成功运用。链接编主要论述了古代《鬼谷子》、《墨子》以及法家等经典著作中的“安国全军之道”,深度剖析了中华民族悠久的战略文化传统。

  

   作者简介:

  

   于泽民,国防大学科研部研究员,大校军衔,教授,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在国防大学长期从事军事思想教学与科研以及战略理论研究工作。出版过《两千年军事思想的沟通》《中国古代军事辞赋精选》等著作。

  

   郭荣伟,国防大学研究员,大校军衔。和秦天将军一起编著过《秦基伟画传》。独立出版著作《九天揽月》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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